林毅夫：中国现象观察者
2024-09-03 11:39
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第一次近距离观察林毅夫，是从2013年全国两会上的一段小插曲开始的
2013年3月7日，梅地亚新闻中心，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的第二场记者会正在进行中。
端坐主席台上的，是6位全国政协委员，林毅夫身居其列。每当一个提问完毕，回答声响起，现场镜头便会齐刷刷对准声源处，伴随着快门的嚓嚓嚓声，亮起一片闪烁。
谁也没有预料到，这样紧张有序的记者会节奏，忽然被一个外国记者打断。当他站起来，出其不意地用英语向台上一位政协委员提问后，会场陷入了一片安静。
沉默持续不到3秒钟，一个带有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响了起来：“有翻译吗？我把题目翻译翻译？”会场空气旋即流动起来，一阵爽朗笑声过后，林毅夫开始“客串”翻译，他用中文复述完记者的提问，便抿紧了嘴，又恢复了一贯的彬彬笑意，尽管喉咙不易察觉地吞咽了一下。
这位10个月前刚刚卸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经济学家，总是以彬彬温雅的一贯姿态示人，从未在公众面前失过态。
在梅地亚新闻中心的一间中小型会议室里，来自台湾的媒体记者以好几层的厚度，围拢成一个半圆，圆心位置站立着一个眼眶含泪、声音哽咽的林毅夫。虽然听不懂他闽南语中所表达的确切意思，但从神情体态和后来的新闻报道中，得知了缘由从1979年离开台湾后，林毅夫再也没能回过台湾，双亲去世，他也没能亲去灵前祭拜，这种终生遗憾，令他当众洒泪。
无论作为建议主张被政府采纳而广受追捧的经济学家，还是游归大陆历经诸多传奇的台湾人，走到哪里，林毅夫都是被关注的焦点，即便在翘楚如云的全国政协委员之中，他依然有令人不能移目的诸多理由。
1978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签订建交公报，确定于1979年1月1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时美国将与台湾当局断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并停止对金门持续20年的“单打双不打”炮击。两岸之间由国共两党30年的军事对峙，逐渐转化成统独之间的政治对峙。同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大陆对台政策也开始转变。
彼时，当台湾陆军金门防御司令部连长林正义站在一块巨石上，望着黑魆魆的大海，内心如海浪一样翻腾。“我想为中国的富强而努力，但是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住在中国大陆。所以，如果我到大陆，可以有更大的贡献。”
1979年5月16日，林正义突然离开台湾金门，跨海游到了2000米外的福建厦门海岸。从此，忠孝再难两全，“回台湾看看，在父母灵前祭扫”成了他一直难以了却的心愿。
当他看着江水浩浩汤汤流过，想到正是这座2300年前由李冰父子设计、兴建的古老水利工程，将曾经的旱涝平原变成了天府之国，而且至今仍在造福人民时，不由心生感佩：“人生当像李冰父子那样，为国家人民千秋万世的福祉而努力。”
倏忽之间，40年光阴转瞬即逝，回归大陆40年的林毅夫，恰好也同步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当年的林正义早已更名为林毅夫，因为他喜欢曾子的那句话：“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作为一名经济学理论工作者，能够适逢中国改革开放，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从事经济学研究，亲身观察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社会大变革，乃至参与一些改革开放政策的讨论。林毅夫说，他这一代知识分子，是最幸运的一代。
2019年盛夏午后的北京大学东门，当电子屏幕识别并显示出车牌号时，电子车杆缓缓抬起，便自动放行车辆进入校园。穿过大门口的喧嚣和一片又一片的现代化建筑群，深入到百年学府的幽深腹地之中，停在了青瓦灰墙的朗润园前。
朗润园是一座保存完好的中国皇家园林。清朝后期曾为军机大臣们暑期议事的场所。
朗润园的第三进四合院，就是林毅夫的办公室，他一手创建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北大国发院）便深居此地。“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林毅夫办公室门口这对楹联所蕴含的百折不挠的玄奘精神，也向世人无声地言明着他的心志。
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就读的林毅夫，对北京的直接观感就是穷。那时，北京的二环路还没建，城里最高的楼是17层的北京饭店，海淀当时就是一条老旧矮房子的小街。从城里到北大，过了西直门、动物园就是农村，北大周围很荒凉。
不过，穷只是表象。“大家虽然穷，但社会有朝气，充满着希望。一方面是打倒了，心情都比较舒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已经起步了，大家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的期望，也充满了信心，而且各方面的状况都在不断改善，整个社会蓬勃向上。”
恰在这一年，刚刚开放的中国迎来了一位贵宾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他到复旦大学访问一个月，回国途中经过北京，受北大邀请前来做一次讲座。当时，学校指派英语和经济学基础都不错的林毅夫给舒尔茨做现场翻译。今天，林毅夫依然记得，讲座题目是《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其实我的经济学知识很有限，幸而他讲得浅显，我能听懂。”这次经历为林毅夫带来了新的机缘，舒尔茨回国后给林毅夫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去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
1982年从北大毕业后，林毅夫远渡重洋，来到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
芝加哥大学曾经出过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世纪下半叶，经济学领域的所有重大进展，几乎都与芝加哥学派有关。
据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一个传统，要求他们的外国学生以本国现象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1984年，林毅夫在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后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对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到底改对了还是改错了，国内外都有不少争论。林毅夫便把博士论文题目定为《中国的农村改革》。
毕业后的头10年，林毅夫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了20多篇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文章，这也使得国内外经济学界直至今日仍以“农业经济学家”来称呼他。
其实在芝大经济系，从没有农业经济这个项目。芝加哥学派认为，经济学研究的都是理性人在一定限制条件下的选择行为。如果用这种方法研究农业问题，就是农业经济学；用来研究宏观问题，就是宏观经济学；用来研究金融问题，就是金融经济学。
多年后，林毅夫一直深受这种治学导向的影响，“芝加哥大学给我最好的财富是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的训练，而不是现成的理论。”
1987年，林毅夫携家小回国。回国前，有人问林毅夫：“最想做什么？”“研究经济学。”
“回去后，很可能看不到国外最新的文献，也没有人可以讨论，怎么做研究？”“回国近距离观察，才能抓住改革开放给予的研究理论的机会。”
经济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经济现象的观察和总结，当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持续近10年，这么大的社会转型，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更好地观察，了解成功的道理。如果身在海外，就如同雾里看花。他说，缺文献、没人讨论都是次要的，做好研究最关键的，是对现象的理解。
“而且，1979年我都回来了，更何况1987年！”林毅夫1979年第一次到大陆时，印象中“文革”伤痕还比较重；1982年离开时，很多东西还都要凭票供应，物资非常短缺；但1987年回国的第一感受，是市面上东西多了，市场繁荣了，商品丰富了。
那段时间，农民高兴，因为增产增收；城里人高兴，因为各种农副产品丰富起来了；政府也高兴，因为解决了吃饭问题。当时的中国社会，充满了乐观、充满了志气、充满了信心。
但不久，林毅夫发现，自己在芝加哥大学课堂里学到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在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经常有苍白无力之感。
按照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治理的手段很简单，就是提高利率。利率提高后，投资成本上升，投资就会减少，同时增加储蓄意愿，消费就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都减少了，总需求就减少了，价格就随之下降。而且，利率提高后，好项目会因为投资回报率高、付得起高利率得以被保留，差的项目因此被淘汰。“所以，提高利率还有利于资源的配置。这个办法听起来挺有道理的吧？”
然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采用了一个看似不合理的办法治理整顿，全国性地砍投资、砍项目，不少好项目也被砍掉。
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只会用计划经济的笨办法。林毅夫却想得更仔细，“如果政府只会用笨办法，从1978年到1987年，中国经济怎么可能连续9年平均增长9%呢？”
林毅夫发现，当时有大量资本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不符合我国资金极端短缺的低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这些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只能靠保护补贴才能生存。在1983年之前，国企的投资和流动资金都是政府的财政拨款，是没有成本的。1983年实施拨款改贷款之后，国企要付利息了，但是它们不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事实并没有改变，还是只有靠低息贷款才能生存。
1988年出现了严重通胀，如果政府选择提高利率，必将导致很多大型国企严重亏损。对此，政府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让它们倒闭，但结果肯定是带来大量失业，社会不稳定，而且其中不少企业和国防安全、国计民生有关。另一办法是政府给予财政补贴，结果是赤字增加。这必然是要货币化的，货币增长又将助推通货膨胀，陷入一个怪圈。
“要想通过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货膨胀，前提是可以让没有效率的企业破产。我们作为转型中的国家，不可能让那些大型国企一下子倒掉，唯一可行的就是利用行政手段，把不重要的项目砍下来，把总需求压下来。”
尽管采用所谓的“笨办法”度过了那次通胀危机，但今天，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经济的一般性质、传统体制的形成以及如何进一步改革等问题，经济学界也并没有取得一致看法。林毅夫知道，“人们认识上的分歧将是长期存在的，因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还远未完成。”
也是1988年，发生了另一件令林毅夫反复深入思考的事情。印度成立英迪拉甘地发展研究院，邀请林毅夫去参加成立大会。会后，印度朋友安排他到几个城市参观，在新德里，安排他到印度国家计委座谈。林毅夫很奇怪，印度怎么也有国家计委？去了以后，他发现他们在讨论怎么配置钢材，怎么配置化肥，“这跟当时我国计委讨论的问题是一样的。”
那次印度之行对林毅夫触动很大，他开始尝试根据对国内国际经济现象的观察，以经济学最基本的理性原则为出发点，构建自己的理论模型。
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既要了解所处时代的问题，更要了解问题背后的原因，研究背后谁是决策者，他碰到这个问题时，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可动用的资源有多少，面临怎样的限制条件，会有哪些选择，哪一个是达到目标的最好选择。然后，把这个逻辑写出来就是一个理论。
1994年，林毅夫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们提出了一个判断：“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15年我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
1994年提出这个判断时，基本没有人相信。当时，国外正盛行“中国崩溃论”，在他们眼里，中国到处都是问题。
林毅夫也承认，“一个转型中的国家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要看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有何资源可以动用，有什么限制条件等。”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确实超过了美国。
书中提出的另一个判断：“到2030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现在尽管2030年还未到来，这个预测已经成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主要发展机构的共识。
事实证明，中国改革进程和那本书里所描述的过程、结果高度吻合。“我并不是说中国领导人看了那本书后，再推出各项改革举措的。”从方法论角度出发，林毅夫相信，最好的政治家和最好的经济学家甚至成功的企业家一样，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相同的，都是从问题、现象出发来做决策。
关注中国现实，是北大国发院的传统。北大国发院的前身，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4年，该中心由林毅夫、易纲、张维迎、海闻等6位海归经济学者创建。创建之初，基调明确：决不“死做学问”，要做对“中国有意义”的“真学问”。
这也是视经济学为经世济民之学的林毅夫，“西方取经”一圈后，重回东土后得出的“真经”。
“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有个认知：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一定有其成功的道理。掌握这些道理，就能用以帮助我们自己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我出国留学选择经济学，一开始也的确是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普遍认识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政府失灵，没有建立起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在这种语境下，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得以提出。但是，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普遍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我国推行的渐进双轨制改革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却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
在发展问题上，也有同样的情形。二战后，仅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成功的，而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发展理论主张的是进口替代战略。令经济学家大跌眼镜的是，“这种被认为是错误的政策，却在实际中大获全胜。”
新的理论来自于新的现象。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现象。这种独特的现象，足以支撑一套完整而崭新的理论体系，以中国的视角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2011年，林毅夫提出了独创的新结构经济学，其理论核心是，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恰能解释中国现实。
但也有同行与林毅夫见解有分歧并多次辩论，林毅夫说，“我不反对辩论，写出来最好，通过文章，大家可以刀对刀、枪对枪、逻辑对逻辑、事实对事实，这样才能使真理越辩越清楚。”
在撰写的《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的文章中，林毅夫引用杰弗里萨克斯在一次访谈中的话：“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决问题。”值得玩味的是，被引用者杰弗里萨克斯是曾大力倡导休克疗法，后来转而高度赞扬中国渐进改革取得成绩的经济学家。
2007年11月，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吉尼翁给林毅夫打了个电话，“电话快结束时，他说他要卸任了，想推荐我去当下任，问我感不感兴趣。”
每一任首席经济学家离职前，世界银行会成立一个遴选委员会，从全世界合适的经济学家中挑选推荐人选，最后由行长决定。“我说让我考虑一下。”
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正式任命林毅夫为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在他以前，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全部来自发达国家。林毅夫是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是世界银行的第九任首席经济学家。
世界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既然中国是减贫效果最好的国家，就应该找一位中国的经济学家，把中国减贫的经验介绍给全世界。”到世界银行工作后，林毅夫尽可能多地走访了发展中国家。
到任的第一个星期，林毅夫就去了南非、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那4年，我去了14次非洲。”在非洲农村考察时，村子里有很多小孩，林毅夫走到哪儿，孩子们就跟到哪儿。“我家在农村。小时候，也会有一些官员到农村来，大人们特别当回事，我们小孩子就好奇地跟着看。”
以微观视角回忆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农村生活的经历，让林毅夫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看到了我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农村并不见得比大陆好、比非洲好。为了直观反映差距，经济学家林毅夫利用经济数据为自己的观点佐证，“1978年，大陆人均GDP是156美元，非洲国家的人均GDP是490美元，中国人均GDP不足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那时我们常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林毅夫说，哥哥穿了弟弟穿、弟弟穿了再小的弟弟穿，这在非洲是看不到的。
那段农村生活的经历，让林毅夫感叹，“当我看到那些孩子时，内心有一种冲动。中国曾经也贫穷过，而我们是幸运的。所以，我想帮助他们，希望他们也能成为幸运的人。”
发展中国家人们的追求是一样的，都希望有美好的未来，都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希望自己的子女生活得更好。林毅夫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概括了这段话。
当向他询问一名经济学理论工作者该如何自处时，林毅夫借用了习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说过的一段话：“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嗅着四合院木质建筑散发出来的古老气味，再次环顾林毅夫的办公室，墙上悬挂的王阳明讲学论道牌匾、与国家领导人会面的照片、卢旺达政府赠送的工艺礼品、埃塞俄比亚总理的奖牌和塞内加尔总统授勋的证书一一收入眼底，停留更久的，是林毅夫所坐沙发的背后，立着的一大扇黑底木质屏风。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上面落款人正是林毅夫的哥哥。
